邓池沟发现的野生大熊猫。资料图片

邓池沟生态景色一瞥。资料图片

“竹子开花啰喂，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数星星。星星呀星星多美丽，明天的早餐在哪里……”这是20世纪80年代一首关于保护大熊猫的歌曲。1983年春天，四川省卧龙、蜂桶寨、九寨沟以及陕西省佛坪等自然保护区，相继出现箭竹大面积或零星开花枯死，大熊猫面临粮食危机。一时间，国内、国际掀起了“拯救大熊猫”热潮。30多年过去了，四川野生大熊猫栖息地得以不断修复，国家公园建设如火如荼，开创了从单一保护到和谐共生的新局面，而这背后是一场跨世纪的生态建设战役。

从砍树到护林

46个自然保护区筑起生态家园

1869年，法国人阿尔芒·戴维在雅安市宝兴县蜂桶寨邓池沟发现了大熊猫。从此，邓池沟名扬天下。如今，邓池沟周边400平方公里，全被纳入了蜂桶寨乡自然保护区红线，通过生态保护与修复，以最大程度保护野生大熊猫的生活栖息地。

仲夏时节，邓池沟翠谷纵横、溪水长流。村民们正在为即将到来客流高峰作准备。“每年夏天，都有不少游客来这里避暑。”村主任熊继华自豪地说道。

同样在邓池沟里忙碌的还有四川蜂桶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佐林。从野生动植物保护巡逻到森林防火，从打击偷盗猎和采集，再到开展社区环境教育……在蜂桶寨自然保护区，这片近400平方公里的大山里，佐林从几代森林“护卫者”的手中接过接力棒，守护着这片青山绿水。“最大程度保持好蜂桶寨森林生态系统的原始风貌，做好大熊猫等珍稀野生动植物及其自然生态保护工作，这就是我们的使命。”佐林表示。

蜂桶寨，只是四川保护大熊猫栖息地的一个缩影。1963年，四川省在汶川卧龙、南坪白河、平武王朗、天全喇叭河建立了第一批以保护大熊猫为主要对象的自然保护区。如今，全省已建立了46个以大熊猫为主要保护对象的自然保护区。

为了保护大熊猫栖息地，1998年后，四川率先停止天然林商品性采伐，实施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次年又实施退耕还林工程，数十万伐木工人放下斧头拿起锄头，开展了一场浩大的植树造林活动。与此同时，全省涉及大熊猫栖息地的多个县市，也开始在核心区内实施生态移民工程，给大熊猫更多的生存空间。

2005年10月，泸定县湾东村两村民在贡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边缘发现大熊猫，打破了以往大熊猫只出现在大渡河东岸的记载；2014年3月，雅安名山区蒙顶山首现野生大熊猫……一个个“首次”有力地证明了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而成绩也陆续得到肯定。

2006年7月，四川邛崃山系“卧龙·四姑娘山·夹金山”9245平方公里大熊猫栖息地，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岷山系大熊猫分布区，被世界自然基金会授予“献给地球的礼物”奖项。

从多头到统一

保护体制机制再创新

今年1月，蜂桶寨国家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迎来了一件大事：大熊猫国家公园雅安管理分局在此挂牌。听到这一消息，四川省大熊猫生态与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雅安市原副市长孙前感概万千。早在2003年，孙前就联合成都山地所，递交了一份关于建立国家公园的报告，这也是目前有据可查的关于大熊猫公园的最早倡议。在这份报告中，孙前等人呼吁，以雅安、阿坝、凉山等地为中心，建立一个以大熊猫为主题的国家公园，集保护、科普、游憩于一身，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一种全新的可能与思路。

然而受限于时代因素，这份报告石沉大海。直到2013年底，一个偶然的契机，再度将梦想点燃。2013年4月20日，雅安芦山发生7.0级地震。震后，雅安在编制灾后重建规划时，专家们旧话重提。这一次，他们的呼吁很快有了回应。“当时，我们还是着眼于四川本土建立国家公园。”

四川省林业厅野生动植物保护与自然保护区管理处相关负责人坦言，当时的设想，只是把雅安、成都、绵阳三市的大熊猫栖息地、潜在栖息地、基因交流走廊带整合，建立大熊猫国家公园。“经过研讨，2014年我们明确提出了‘大熊猫国家公园’这个概念。”

2017年4月，《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正式出台。2018年10月29日，大熊猫国家公园管理局在成都挂牌成立，标志着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作进入全面推进的新阶段。

根据规划，大熊猫国家公园总面积2.7万多平方公里。“四川大熊猫栖息地是国际环保组织选定的25个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之一，这里可以说是一个‘活的博物馆’。”大熊猫专家认为，栖息地的整体保护将有助于改善大熊猫栖息地“破碎化”“岛屿化”现象，扩大大熊猫的基因库，也将为今后大熊猫放归野外创造有利条件。

从稀奇到日常

国家公园里的和谐共生

从邓池沟驱车不到一个小时就来到宝兴县硗碛藏族乡嘎日村，这里也在国家公园范围内。年逾花甲的藏族大叔杨应书说起熊猫一脸淡定：“熊猫？我们见得多了，原来在大山上放牛的时候，顺着嗄日沟进去，经常就看得到嘛！尤其是四五月份发情的季节，老远就听到熊猫叫！”对于这种体型庞大的野兽，村民们有自己的认知，“温顺！只要你莫去惹它，它一般不得整你，你要是让它觉得危险了，它是要干的哦！”所以，村民和大熊猫偶遇，往往距离在几十米之外。

和熊猫邂逅，并非人人都能保持淡定。村民张文华讲到：“突然树林一阵晃动，有动物朝我奔过来，吓得我拔腿就跑。”逃命途中，他听到熊猫发出的声音。于是在熊猫停止威胁转身离开后，张文华悄悄地跟了过去，“我看到它在竹林里弄了好大一个窝，里面有才生下不久的仔仔。”

大熊猫保护尤其是国家公园的建设，给村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带来了不少改变。对于建设过程中的一些“阵痛”，村民们也相当理解：“我们也希望大熊猫能在这里安居乐业。”杨应书说。

随着大熊猫公园范围的划定，嘎日村新建住房等建设已暂停，曾经以农牧业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嘎日村村民，如今则瞄准了旅游业。

2014年，嘎日村还是贫困村。村民们虽然可以在山上养牦牛，但把牦牛赶到村子，要翻三四座大山，来去要花3天时间。后来，雅安划拔资金修了3条通往牧场的路，其中一条就通往风光奇绝的达瓦更扎。正是这条牧场路，连接起达瓦更扎和天南海北的游客。

达瓦更扎的走红，让嘎日村的一大部分村民吃上了旅游饭。2016年，杨朝珍大妈看到牧场路上的自驾车多了起来，敏锐地感觉到了机会，借钱建起了农家乐。3年里，她已经挣了六七十万元。如今，在嘎日村已有40多户农家乐，村民靠此走上了致富路。

达瓦更扎景区入口处，村民们在这里设点卖土特产。“像五一小长假，一天就能挣一两千元。”村民阿生说。现在达瓦更扎实行公司化运营，每年还会按比例给嘎日村返还利润，“今年人均可以拿到1000元。”在村民们看来，是嘎日村优越的旅游资源让村民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因此保护生态环境、保护大熊猫的积极性就更足了。

大熊猫，是中国的国宝、世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旗舰种”，是最具全球意义的自然保护象征。中国的大熊猫保护事业起步于新中国成立之时，并在新时代开启了跨越式发展的新征程。未来，将进一步形成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局面。